质性自然 乐天知命

  辞是战国后期楚地创造出来的一种形式比较自由的韵文;赋体起源的时间要早一些,都是散文的滥觞。两汉时期,辞赋不分,均重文采、讲铺陈、善用典,区别在于辞重韵而抒情,赋重在咏物说理。《归去来兮辞》是辞赋的结合,既咏物说理,又抒发情感。全文537字,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序,阐述入仕和出仕的原因。陶渊明坦陈是为贫而仕,“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于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诸侯、家叔帮忙,“遂见用于小邑”。最后,“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辞官归隐的原因是“质性自然”,

  陶渊明是东晋末期著名的文学家,更著名的则是他告别官场、做了真正的隐士。《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最重要的作品,是告别官场的宣言,欧阳修评论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辞是战国后期楚地创造出来的一种形式比较自由的韵文;赋体起源的时间要早一些,都是散文的滥觞。两汉时期,辞赋不分,均重文采、讲铺陈、善用典,区别在于辞重韵而抒情,赋重在咏物说理。《归去来兮辞》是辞赋的结合,既咏物说理,又抒发情感。全文537字,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序,阐述入仕和出仕的原因。陶渊明坦陈是为贫而仕,“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于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诸侯、家叔帮忙,“遂见用于小邑”。最后,“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辞官归隐的原因是“质性自然”,与官场的污浊格格不入,在彭泽当县令“八十余日”,“自免去职”。第二部分是正文的第一、二、三段,写了归途的心情、到家时的心情和在田园里的心情,洋溢着诗人欣慰无比、怡然自乐的幸福。归途的心情是立于船头,归心似箭,盼早日到家。到家时的心情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意思是,远远地望见简陋屋门,且喜且奔地飞跑回家。在田园里的心情是“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意思是,整天在园中散步而自得其乐,虽然设有门户却常将它关闭。拄着拐杖随处漫游歇息,不时抬起头来向远处眺望。第三部分是最后一段,抒发诗人的人生感悟,“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意思是,顺其自然走向生命的尽头,乐天知命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这是一种哲学思考,是陶渊明对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终极追求。

  品读《归去来兮辞》,我们深深为陶渊明的自然品格所折服。做人自然、自然做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难就难在人有七情六欲,容易为物欲所困和名利所累。陶渊明真正做到了自然。陶渊明确信,自然是他的血脉、他的生命和他的全部,只要回归自然,他才会有幸福。这种自然是质性自然,不是作秀的自然,更不是作伪的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有了质性自然,陶渊明才会感叹:“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像天上的云,云卷云舒,自由飘荡,无所系羁;像空中的鸟,飞来飞去,翱翔蓝天,依恋树林。这种自然是田园风光。田园是最真切的自然,是人类诗意地栖居的大地。在陶渊明看来,田园代表着宁静、和谐、安详,代表着温情、善良、真诚,代表着对世俗的拒绝和对权力的蔑视。田园是他质性自然的载体,是他安身立命的处所。因而《归去来兮辞》正文一开篇就动人心魄地喊出“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真是天籁之音,在历史上的苍穹久久回荡,深深震撼着士大夫的心胸。这种自然是平淡语言。陶渊明的诗文几乎找不到怪僻字,用的都是农家语,以致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钟嵘认为不够高雅。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用语是否高雅,有没有怪僻字,而在于是否有真情,是否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有了真情,田园可以显现为风光,农家日子可以提升为诗意,简单事物可以唤起美的享受,这正是陶渊明诗文最大的特色,也是他质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人评价《归去来兮辞》是“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之痕”;评价陶渊明的诗文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归去来兮辞》告别了官场生活。“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段话既有悔恨又有醒悟,富于深刻的哲理。意思是,觉悟到以往的过失已无法挽回,知道将来的美好还来得及补救,其中今是而昨非,就是陶渊明彻底否定了13年甚至是30年的宦海沉浮。陶渊明28岁才做官,40岁告别官场,实际只有13年时间,但他在《归园田居》中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大概是算上了他少年时就有了入仕做官的愿想。其实,陶渊明年轻时是很想为官从政的,他自己说的原因是“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也就是在子多且幼、谋生无术的情况下,不得不外出做官;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的“大济苍生”的宏愿和“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志向。陶渊明也着实做过几次官。他第一次入仕是28岁。《晋书》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意思是,他那时家贫,到江州任祭酒一职,属于州府的普通办事员,但他不愿仰人鼻息,没过多久就辞职回家了。据说,不久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属秘书类的差事,他没去就辞谢了。第二次入仕是36岁左右,他到荆州府桓玄门下做属吏,而桓玄当时控制着长江中上游,正伺机篡夺东晋政权。陶渊明不愿与桓玄同流合污,借故母亲去世,归家居丧,辞别了官职。第三次入仕是40岁那年,陶渊明远赴京口在刘裕那里做过建威参军和镇军参军,也是一种文职小官。对于东晋而言,刘裕与桓玄一样都是篡国谋逆者,陶渊明不满刘裕,很快就辞了职。半年之后,叔父陶逵介绍任彭泽县令。当了81天县令,又一次挂印而去,写就了千古名篇《归去来兮辞》,宣言彻底告别仕宦生涯。这一年他41岁。陶渊明辞官隐退的表层原因,按《归去来兮辞》的说法是“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按萧统《陶渊明传》的说法是“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这也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典故出处,后人对此有疑问,认为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得不到印证。然而,这倒比较符合陶渊明的思想逻辑和性格特征。深层原因,却需从陶渊明自身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寻找。其一是由于陶渊明的个性,他崇尚自然和追求心灵自由的品质,与仕宦生活的诸多羁绊不能相容,这应该是主要原因。其二是东晋士族文人普遍谈玄说理、不拘形役的社会风气,不能不对陶渊明的人格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为他辞官隐退奠定了思想基础,发挥了催化和促进作用。其三是黑暗的政治现实,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与南北朝初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一生遭遇乱世,这不仅是他无法改变的历史现实,而且也为宏图大志的实现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综合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个人的种种因素,终于酿成了陶渊明辞官退隐的结局。这对陶渊明个人来说,可能是一杯苦酒,而历史地看,却是一杯精神美酒,为我们酿造了“隐逸诗宗”的美好诗篇和士大夫超凡脱俗、清高自洁的光辉形象。

  辞官归隐,历史留下了陶渊明,文人墨客多了一种人生选择。但是,纵观历史,真正选择辞官归隐的,陶渊明之后鲜有所闻,这使后人只能“高山仰止”,不能“景行行止”。所以,元人评价:“古今闻人,例善于辞,而克行之者鲜。践其所言,能始终而不易者,其惟渊明乎?此所以高于千古人也”。《归去来兮辞》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是:人生可以有多种选择,不惟入仕为官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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