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论直言为药石——汉赋鼻祖枚乘和他的代表作《七发

  汉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具有深远影响。由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更使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因而盛极一时,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汉赋是两汉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后世也往往把它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相提并论,并把它看成是两汉时期文学的代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这其中,汉初有“汉赋鼻祖”之誉的枚乘是一位承前启后、开立新宗的人物,其忠诚为国的优秀品质和独步天下的文学才华尤其为后世称道。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人。早年游学广陵,为吴王刘濞郎中。汉初,高祖不喜儒术,文、景二帝亦不好辞赋,而诸侯王却有倾心养士、致意文化学术者。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为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刘氏集团先后消灭了具有实力的异姓诸侯,而广建同姓诸侯。这些刘氏宗亲不具备秦以前诸侯那样独立王国的地位,不能像战国诸侯那样开疆拓土,于是便向着经济、文化、享乐方面发展。此时的诸侯国还有养士的遗风,大国诸侯多礼贤下士,延揽人材。当时诸侯国的宾客除在政治、邦交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之外,更多的人则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学方面。汉初以招致文士闻名的诸侯王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等。《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如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和枚乘一起投身吴王刘濞门下的文士有还有邹阳、严忌等。

  刘濞(前216-前154),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为人极为剽悍勇猛而且有野心,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满二十岁的刘濞受封为沛侯,英布反时,刘濞以骑将随从刘邦破英布军。刘濞以从军有功封为吴王,领有会稽、丹阳、豫章三郡五十余城,地域在长江以南的苏南、浙江、皖南及江西部分地区。《史记•吴王濞列传》称:“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有富饶。”刘邦称帝后,把刘氏宗亲分封到各地当诸侯王,并赋予这些诸侯王很大的权力。时间长了,诸侯王与朝廷尖锐对立,成为朝廷的严重威胁。吴国是当时诸侯中的大国,国力强盛,刘濞野心很大,傲视诸国,睥睨皇权,在封国内大量铸钱、煮盐,并招纳工商、任侠奸人,以扩张割据势力,图谋篡夺帝位。枚乘投身在吴王门下,见吴王有谋逆之心,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央政府政权巩固,力量强大,吴王一旦谋反必然自取灭亡,于是作《谏吴王书》进谏。刘濞刚愎自用,不予采纳,枚乘便与邹阳等人离开吴国,投奔梁孝王刘武门下。汉景帝任用晁错为御史大夫,削减各诸侯国的领地,加强中央的权力和威信,巩固国家的统一。西汉前元三年(前154),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历史上称“吴楚七国之乱”。此时,枚乘再上《重谏吴王书》,但刘濞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久,刘濞为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击败,封国被废除。

  枚乘的《谏吴王书》和《重谏吴王书》皆见《汉书•枚乘传》。《谏吴王书》为汉王朝安定局面计,为吴之存亡计,亦为自己的安危计。枚乘规劝的对象既然是吴王,行文中须处处为他着想;又由于当时吴王与朝廷的矛盾尚未至激化的地步,濞对朝廷只是内心怨恨不满,或可说是反心初萌,所表现出来的也主要是“称疾不朝”,所以,身为幕僚的枚乘虽然深知刘濞对朝廷之怨恨不满而发展下去的后果的危险性,文章相当含蓄委婉,旁敲侧击,但又辞意恳切,态度鲜明,长喻远譬,曲尽利害。如文中以“一继之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马方骇,鼓而惊之”、“危于累卵,难于上天”隐喻谋逆之不可为及其危险性;以“就阴而止,影灭迹绝”、“绝薪止火”隐喻须从根本上打消谋逆的念头,等等,使容易流于枯燥无味的说教,变得生动形象,饱含感染力。

  《重谏吴王书》作于景帝三年,当时枚乘为梁孝王文学侍从。由于吴王濞已经公开造反,举兵西向;又由于作者已去吴居梁,不受刘濞节制管束,文章再不用委婉其辞,曲折暗示,而较多的是直截了当的表述,如其分析吴国与汉王朝力量强弱之悬殊:“今汉据全秦之地,兼六国之众,修戎狄之义,而南朝羌笮,此其与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谗谀之臣为大王计者,不论骨肉之义,民之轻重,国之大小,以为吴祸,此臣所以为大王患也。夫举吴兵以訾于汉,譬犹蝇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齿利剑,锋接必无事矣。”扬汉抑吴之旨甚明,推心置腹,言辞恳切,词锋犀利,发人深思。

  七国之乱平定之后,枚乘因具有远见卓知两谏吴王而声名大著,并受到景帝的信任。汉景帝召拜枚乘为弘农(今河南灵宝县一带)都尉。由于枚乘长期在诸侯大国为上宾,所交游的都是英俊风雅之士,生活十分悠闲潇洒,因此实在不愿意退而为地方的下层官吏,于是枚乘托病辞去弘农都尉职,仍旧去梁国效力于梁孝王刘武门下。

  梁孝王刘武是汉文帝次子,和景帝同母,其母为窦太后。刘武初封为代王,后徙为淮阳王,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又徙为梁王。当时,梁国“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为大县。”(《史记•梁孝王世家》卷五十八)都城在睢阳(今河南商丘),为天下要冲。景帝初年,吴楚七国作乱,“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史记•梁孝王世家》卷五十八)在平息吴楚七国之乱后,梁孝王刘武自负抗击吴楚有功,遂在梁国大兴土木。他以睢阳为中心,依托自然景色,修建了一个很大的园林,也称兔园,又写作“菟园”,《史记》谓之东苑,后人称为梁园、梁苑。梁园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堪比皇帝的上林苑。园中有百灵山、落猿岩、栖龙岫、雁池、鹤洲、凫渚,宫观相连,奇果佳树错杂其间,珍禽异兽出没其中。梁孝王刘武在此广开幕府,大养门客,天下群贤争相投奔,致使幕府中星汉灿烂,而枚乘是其中最优秀者。

  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地作家的出现,产生了一批把文学创作当作生命寄托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文人。文坛在经历了秦代和汉初的沉寂之后,到西汉文帝和景帝时期,一个辞赋作家群体在梁国生成。西汉梁国其地域就是春秋时期的宋国,这里是孔子的祖籍,庄子的故里。孔子的儒家文化,庄子的美学思想和散文风格,对梁国辞赋的变革产生一定的影响。梁国文士多有古代纵横家之风,其雄辩气质和铺张扬厉的文风给散体大赋那种铺张华丽的修辞性语言诞生提供了足够的养料,从而促进了散体大赋体制在梁国的形成。梁孝王刘武爱好文学,注意奖励文士,提倡辞赋,其时,公孙诡、邹阳、严忌、羊胜等文士亦从梁孝王刘武游于梁园,他们都善作辞赋,宾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时梁国人才济济而雄冠诸候,形成极具影响的文学群体。梁孝王以文才取士,待枚乘等文士为上宾,宾主相得,过着文酒高会的生活。梁园的文化氛围令文学之士感到惬意,确实为文学家提供了适合于发挥自己才能的特殊环境。梁苑辞赋兴盛,还促使汉代大赋的形成与昌盛,左右了一代文风,对汉代文学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直到东汉时期,人们都认为枚乘的名气最大,赋写的最好。在梁王门下,作为梁王的座上宾,这一时期梁王的文诰均出自枚乘之手。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六月,梁孝王薨,枚乘无所依傍,便由粱国返回故乡淮阴。作为梁园文学群体的杰出代表,枚乘写过很多作品,刘勰称“古诗佳丽,或称枚叔”。据《汉书•艺文志》,枚乘有赋9篇,今传赋3篇,其《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均为前人所称道,然而以《七发》最为著名。《七发》见于萧统《文选》、《忘忧馆柳赋》见于《西京杂记》、《梁王菟园赋》见于《古文苑》。徐陵《玉台新咏》载有《杂诗》9首,指名为枚乘作。《隋书•经籍志》有《枚乘集》2卷,已散佚。近人辑有《枚叔集》。

  汉武帝刘彻非常仰慕枚乘辅政秉直的品德和盛极一时的文名,他小时候就听窦婴讲过枚乘的故事和他的《七发》,还将《七发》背得滚瓜烂熟。接位以后,特地派遣使者专程赴淮,以“安车蒲轮”(用蒲草裹住车轮,好让车子安稳)迎接枚乘去长安,枚乘因年事已高,不堪风霜,不幸在途中死去。汉武帝酷爱辞赋,尤爱枚乘、司马相如的作品。一些文史学者认为,枚乘的《七发》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等作品竹简还随葬在汉武帝茂陵地宫或梓宫之内。

  枚乘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文学方面,《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品,在辞赋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也是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性作品。《七发》是一篇奠定大赋虚构夸张、排比铺陈典型特点的开风气之作。《七发》在体制与描写手法上都受到过楚辞的影响,《离骚》的宏大体制及其中的问答形式、《招魂》帝与巫阳的问对,以及《招魂》和《大招》的铺排描写手法,还有纵横家说辞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七发》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融会了前代文学的各种因素,同时在继承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表现出有异于先秦时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昭示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枚乘的《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在体制和艺术手法上,都为后来汉大赋创作树立了典范。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认为赋是一种以铺陈为主要特色的文体。《七发》善于铺陈排比,夸张渲染,在写作上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描写形容,写景状物,声色情态毕现,描摹精致细腻,形象生动。它采用完全虚拟的第三人称之间的对答形式,这个虚构的故事框架虽很简单,却摆脱了描述实际事件抒发由此产生感想的限制,使作者能够自由地选择和表现自然和社会生活内容。《七发》所铺陈的内容,从多方面开拓了文学的题材,这些题材在后来的赋文中得到继承和进一步发挥,成为后世大赋广泛运用的常见题材。

  《七发》构思奇特,结构恢宏。《七发》以主客问答、虚实结合的形式,其人物及其对话都是虚构的,叙事和描写也是想象的,在这方面来说它更具有文学创作的意味。《七发》以“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之”发端,通过吴客之口来探寻太子得病的原因和治疗的方法,分别对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六个方面的情状作了充分的排比铺陈,最后归结到圣哲的“要言妙道”上来。作者对自己的见地充满了自信,对其所要表现的对象善于作淋漓尽致的描写,以至于使文章具有充溢的气势和舒展的意象。

  《七发》辞藻绚烂、语言华丽。《七发》的特点是散韵结合,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其语言形式一方面它吸收了楚辞的句式和“兮”字,一方面大量地使用散文的句式,同时也有对偶、排比句式的运用。与楚辞相比诗的成分减少,散文的成分增加,是韵文与散文的结合,是诗歌的散文化与散文的诗歌化。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七发》既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基础,又是赋史上特殊一支“七”体的开首之作,并对后世影响甚大,乃至于我们从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中都可以领略到《七发》的余韵。《文心雕龙•杂文》云:“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许多人刻意模仿《七发》,洪迈《容斋随笔》卷七曰:“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腴词,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傅玄《七漠序》说:“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向、崔马因、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者纷焉。”汉晋的作家写了许多以七为题的作品,据清代学者平步青统计,自枚乘以后到唐代为止,“七”体赋有目可查者就有四十多家,唐以后各朝作家亦时有摹拟。当然,后继者没有一篇能够和《七发》相提并论。

  《七发》不仅体现了枚乘“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的文学才华,又表达了作品“所以戒膏粱之子”的讽谕思想。《七发》主要内容是假托楚太子与吴客两个人物之间的对话,论述人生的至高哲理。枚乘生活的时代是西汉文景时期,汉初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经济生活慢慢地走向恢复和繁荣。楚,在汉初是韩信的封地,刘邦灭了韩信以后,封自己最小的兄弟刘交为楚王,领有薛郡、东海、彭城三郡,下辖三十六个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淮河流域,包括苏北与皖北,这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区。汉代在文景时期诸侯王太子们的生活都比较腐败了,班固在《汉书》记载第三代楚王刘戊因其淫暴,被削东海、薛郡。枚乘这篇作品的首段,确实反映了那时地方诸侯王及其太子们生活腐朽败落的一面,这也是枚乘写作《七发》的社会历史背景。

  《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于是以音乐、饮食、车马、游宴、田猎、观涛、论道七事来启发楚太子。赋的主旨意在说明声色犬马之乐,不如圣贤的“要言妙道”,在于劝戒淫奢,启发人们要注重精神的追求。吴客指出,太子的病是“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造成的,是“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的结果。此病虽令扁鹊、巫咸共同医治也不可能见效,只有请博闻强识的君子经常启发、诱导,改变其贪恋佚乐的情志,才可以救治。作品中前四方面的内容本是作者所否定的,然而却假托吴客之口加以渲染,表面铺张性的描绘同作者的是非判断构成鲜明的比照,作品讽喻的意图在主客对话间表现得清楚明白。

  《七发》的意义,刘勰认为是“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梁之子也。”(《文心雕龙•杂文篇》)七窍是指眼、耳、鼻、口,也就是人之七情六欲,用今天的话来讲是告诫太子们不能因贪心而追求物质生活上无比奢侈豪华的享受。文章的主题是告诫富贵人家的太子们,那种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奢华腐败的生活方式是他们一切病痛的根源,这种病不是针灸药石所能治好,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对“要言妙道”的学习,端正自己的世界观转移自己的情趣,才能使他们“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七发》作品中的“吴客”显然是枚乘自己的化身,吴客表面上是要替楚太子除疾,实际上却是要向楚太子灌输一套政治伦理思想。

  作为是一篇讽谏性作品,《七发》以金科玉律之言,作晨钟暮鼓之警,字字沁人心脾,句句落人肺腑,是劝戒膏梁子弟的一篇成功之作,文中许多精当言辞堪为警世箴言,人间药石。《七发》批判了统治阶级的腐化享乐生活,他所倡导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汉代即受到景帝和武帝的推崇。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有这样一个情节:汉景帝得了肺结核病到骊山汤泉宫疗养,十皇儿刘彘去看他,并给他背诵了枚乘的赋《七发》,说它能治病。刘彘说《七发》能治病,不过是他在小时候学习这篇文章的印象而已,《七发》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七发》讲的的确是一个治病的故事。作者以主客问答的形式,介绍了楚太子如何得病,客人怎么样一步一步地劝说他振奋精神,改变生存环境的情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从这个意义上说好文章的确能治病。就象今天的心理医生一样,是通过启发、引导给病人以精神解脱或精神愉悦。正所谓心病还要心药治,这精神疗法还真管用。

  苏东坡是我国北宋时期最具才华、成就最杰出的文学家,他一生遭遇坎坷,沉浮不定,充满艰辛,但他始终能够不改旷达乐观的性格,不改对生活的热爱,他对西汉著名辞赋家枚乘所写的《七发》一文推崇备至。他向朋友推荐了一剂长寿药方,由四味药组成:其一是“无事以当贵”,其二是“早寝以当富”,其三是“安步以当车”,其四是“晚食以当肉”。苏东坡将这四味药称之为“四适”,他还摘取《七发》中的一段文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蹷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此三十二字,吾当书之门窗、几席、缙绅、盘盂,使坐起见之,寝食念之。”苏东坡认为枚乘论述得深刻、透彻,入木三分,人人都应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在青年时代便从《昭明文选》里读过《七发》。50年代中后期,神州大地上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不少人在歌声舞影中陶醉。1959年,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说向与会者发出警告:有些人在生病呀!病得很厉害,不是打针吃药能够治好的。要想治好它,请读一读两千多年前一位大文学家枚乘的文章——《七发》,他还写了一篇《关于枚乘》的作品评论在会上印发。《七发》再次被人们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发掘”出来,高、中级干部争相阅读,各大学文科把它列为教材,有关报刊纷纷发表评介它的文章。一时间,在全国有文化的人们中,形成了一阵“《七发》热”。在推荐枚乘《七发》这篇短文时,专门引述了文章第一段描述的那几句话:“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蹷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并说:“这些话一万年以后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的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游水爬山,广播体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五十年以后,我们再读这段话还是感到那时的用心何其良苦,意味何其深长。正因为如此,当年向全党推荐枚乘的《七发》今天仍值得我们好好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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